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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念长：媒体撰稿人，长期致力于文化批评和文化社会学研究。 联系方式： znz147@263.net MSN：znianzhang@hotmail.com QQ：552095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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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唐的做秀，“朱坚强”被推上神坛其意何在...(2008-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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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11
星期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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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震和地震诗歌：杨黎答安徽商报橙周刊记者问 发表时间： 2008年06月08日 13时19分 评论/阅读(13/5889)本文地址： http://qzone.qq.com/blog/622006401-1212902490 1：曾几何时，诗歌脱离了时代，疏远了社会，远离了生活，对大众失去了精神支撑和引领价值，以致有人因此感叹和惊呼：“诗歌死了！”但今天，诗歌的热潮再一次席卷而来，它记录了这场灾难，温暖或打动了人心，也呈现了诗歌独特的力量。于是，又有人说：“诗人震醒了”，“诗坛复苏了”，“它将震出诗歌的辉煌”。你怎么看待这些口号？ 答：这些问题非常不诗歌。比如说“诗歌死了”，这个比喻是错误的，因为诗歌压根就没有“活过”。在今天，“诗歌的热潮”依然没有“席卷而来”，至少在地震灾区它没有“席卷而来”。因为对于许多灾民，他们需要的是粮食、水和放得下背的床。他们不需要诗歌。只有那些远离灾区的“文艺工作者”，这些人才需要诗歌。所以，地震过后，世界也许有所改变，而诗歌依然只能是诗歌自己的样子：在中国，最讨厌的人（百分...... |
| 作者： 曾念长│ 评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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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5
星期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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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里氏8.0级特大地震。这场让全国人民都出现了短暂“意识休克”的伤痛前所未有地激发了人们捐款捐物的巨大热情。而知名企业及企业家的捐款数额则瞬间成了网名追逐的焦点信息，每天都有最新的知名企业捐款数据公布在网络，并通过QQ、MSN等即时信息工具快速被网民获知。 两大类型的企业成了网民的拷问对象，一是房地产企业，二是在华跨国企业。网民理所当然认为两类企业的商人应该在此次灾难面前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是因为：一、房地产业是掠夺社会财富最为凶猛的产业，此次灾难是他们自我救赎的时机；二、在华跨国企业攫取了中国财富，此刻理应回报中国人民。 5月12日，国内最具知名的房地产企业万科集团在地震当天捐出200万元，成为第一批宣布捐款数额的企业，但随即被网民质疑捐款太少。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通过个人博客对网友的质疑作出回应，要点如下： ——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 ——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 |
| 作者： 曾念长│ 评论(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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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27
星期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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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聊主题：文化批评与社会学研究 |
| 作者： 曾念长│ 评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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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12
星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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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地指出时代的真相 大洋新闻 时间: 2008-05-11 来源: 信息时报 在中国，文化批评能够作为一种概念与方法被人们提及，主要是因为朱大可等出色的文化批评家在近年来创造性的工作。但首次看到文化批评，我首先想到了以文化研究知名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他们为时代提供了极具勇力的批判精神与力透纸背的文化解剖刀。 近日，文化批评家曾念长在《社会学家茶座》上撰文《“同济批评”的华丽转身》，以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为案例，分析了文化批评写作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身份机制及独立批评的话语权问题。 “同济批评”中相当知名的朱大可自宣布“与文学离婚”以后，一直对文化中国进行细腻耙梳与大胆解构，已经把艳丽的思想泼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里。在几年来的系列文化事件中，我们都能从中觅得朱大可的影子，他像一台文化显微镜，冷冷地从旁观察，输出一份又一份文化解析报告。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每当重大文化事件（论战）发生，我都等待着读取朱大可的独家“验尸报告”，并从中收获智慧和乐趣。遗憾的...... |
| 作者： 曾念长│ 评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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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13
星期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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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在参加完一次诗歌朗诵会之后，诗人于坚写了一篇雄文：《朗诵是诗歌的断头台》。于坚感到，现代诗歌的内向与朗诵艺术的外向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调和的性格矛盾，朗诵在本质上是一项行为艺术，它在一个政治秀和商业秀并行的时代尤其焕发出了迷人的光辉，而那些贡献了出色的诗歌文本的当代诗人却在这种光辉面前患上了结结巴巴的失语症。 于坚的判断深得我心。他不仅言中了“诗”与“歌”相互背叛的事实，而且隐讳地暗示了更广阔的时代真相：越来越多的事物正在走向分裂和难以苟同。今天的学术生产和知识传播又何尝不是如此？零年代，中国的大学一度在“教学型”→“教学研究型”→“研究型”这三种功能阶梯上不停地攀爬，每向后一种功能的跃进都意味着大学地位的提高。这一诡异的现象包含着两个互为因果的解释：第一、教学（知识传播）和研究（学术生产）正在走向分裂，“教学研究型”成为大学的一种暂时的过渡形态；第二、“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和“研究型”构成了一种金字塔型的大学等级架构。 学术生产与知识传播的人为区隔最终导致了零年代一度令高等教育管理者抓狂的局面：学术型教授从大学讲台上大面积撤离。这个撤离，更直接一点...... |
| 作者： 曾念长│ 评论(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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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7
星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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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批评”的华丽转身 ——从文学叙事到文化叙事 ——————————————————————————— 作者简介：曾念长，文化批评家。２００２年毕业于福州大学法学院社会学专业，从事媒体工作多年，长期坚持文化批评写作和文化社会学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文学场、媒介社会、国内外文化批评思潮等。 本世纪初，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发展（最典型的就是公办高校兴起多种办学形式）和大学实力的数量化生存（最典型的就是以博士点数量为主要指标的学科建设）双重催化了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各个学校纷纷启动了“重组”、“兼并”、“引智”等等战略措施，以确保自身在新一轮的洗牌运动中不被淘汰出局。在此背景下，高校之间展开的人才争夺战最为引人注目，许多高校为求得“学术大碗”的青睐，作出各种高价承诺，俨然已成出手阔绰的暴发户。而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因占据了显而易见的区位综合优势从而在人才资源的争夺战中成为惹人艳羡的最大赢家。 在上海高等院校与上海文化界的结合地带，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成立将会在多年以后的文化回顾中被升级成一件大事。由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和张闳领衍主持的这个研究所...... |
| 作者： 曾念长│ 评论(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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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10
星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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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聊嘉宾：曾念长 网聊主题：文化批评与社会学研究 网聊主持：陈勇（中国学术论坛网主编） 网聊时间： 2008年3月29日晚7：00－9：00 网聊地点：中国学术论坛网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5571 中国学术论坛聊天室 http://www.frchina.net/chat/index.php ...... |
| 作者： 曾念长│ 评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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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16
星期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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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学院的作家》之：王安忆 曾念长 王安忆，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读小学，初中毕业后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后调地区文工团工作，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长篇小说《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0年)。 2004年2月，王安忆正式加盟复旦大学，成为该校在编教授。复旦大学聘任王安忆为教授，表面上是对21世纪中国高校日益恶化的“学位本位”的一次反叛抒写。在学历门槛日益被抬高的情况下，聘任只有初中学历的王安忆当任复旦大学教授，似乎成了该校主政者最富想象力的政绩。然而，相关的一个细节提醒我们，“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背后是比“学历门槛”更坚硬的资本交换逻辑。 王安忆在当任复旦大学教授之前是上海市作协主席。尽管在理论上作协是民间组织（在中国，为避“民间”讳，民间组织的官方说法叫“群体组织”或“群众团体”），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官方“招安”，其内部行政人员严格按照事业单位的体例进行编制。上海市作协主席这个职位在行政级别上相当于“副厅级”；而在职称上，王安忆是中国一级作家，与教授相当。这一整套严密的“...... |
| 作者： 曾念长│ 评论(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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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9
星期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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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革命、起义和夺权 曾念长 诗歌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还是生物性的？关于这个问题，一批诗人和另一批诗人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未见分晓。但不管结果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诗人的行为必然是社会性的。这种性质可以通过诗坛与其它一切社会领域的相似性得到印证，比如革命、起义，还有夺权。 先说革命。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一些批评文本里。比如当前不少诗歌批评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XX诗人的作品在XX方面是一种突破性的尝试，在XX方面写作具有革命性意义。在中国特定语境成长起来的读书人都知道，这里的“革命性”充满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色彩，革命意味着新事物的诞生，意味着黑暗之后黎明即将来临，意味着不言自明的进步。当然如果不是一个书呆子，他也会知道，所谓的革命，有真革命，有假革命；有冲锋陷阵的革命，有猫在背后窃取别人的果实的革命；有阿Q式的泄愤的革命，也有秋瑾式的怀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革命。但不管是哪一种革命，由于这个词被先验地认为具有进步色彩，倘若一位诗评家在捉襟见肘之际情急之下称某诗人的写作具有革命性，这位诗人必会如获至宝，同时也会引来...... |
| 作者： 曾念长│ 评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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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8
星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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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群上的聊天，讨论关于５０、６０与８０、９０谁是道德的，谁是缺德的。 我的观点是，作为一个精神客体，中国人的道德从来都是被架空的，中国人好讲道德，恰恰是道德虚肿症的一种焦虑性话语泡沫。指责哪个年代出生的人缺德，也恰恰是我们惯用的贼喊捉贼的伎俩。这里记录我在聊天时的两个观点，以作备忘： １、他们（指５０、６０年代生人）有道德观，但他们的道德观不是自证的，而是他证的，即只要证明别人是缺德的，就能证明自己是有道德了，于是道德成了飞向别人的板砖，而不是背负在自己的荆条 ２、中国人首先要保护缺德权，才能回到正常的道德理性上来，也就是说，要承认缺德的人也是我们社会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他是我们相对看待的一个结果，同时承认他是可以上升的，这样既可以防止缺德者破罐子破摔，也可以防止德道德虚肿者欺世盗名 ...... |
| 作者： 曾念长│ 评论(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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